青海长云的余韵

    □ 王剑冰

    《青海长云》是有文化打底的，它从内到外都掩藏不住文学的纯粹表情。在这样的表情里，我看到萧根胜如山如地的本真与厚拙，感到他如水如风的实性直情。他像一个倾诉者，你阻止不了、打断不掉他的倾倒，他憋得时间太久了，那种倾倒或者说倾泻是压抑已久的火山，是奔腾断裂的河流，你能感受到他对铁道兵的那种泪水凝聚心血汇映的情怀，读起来渐渐忘记了这是一个县人大主任的业余之作，而纯纯地沉浸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之中。

    1975年，一个正在学校代课的青年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去当兵。不管父母多么不舍、学生多么留恋、同事多么挽留，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那不是看了电影《侦察兵》之后的冲动，在那个年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是一个热血男儿的崇高志向。

    萧根胜的《青海长云》由此开篇，他把当兵的过程写得很足，也很有戏剧性，对乡村的描写，对亲人、老师、学生、带兵人的描写都很细腻，让人感慨，并由此衬托出依依的亲情与乡情，也衬出不一样的乡村男娃的豪气。

    我知道那些地名，青藏高原上的西宁、青海湖、倒淌河。但我不知道那个新奇的名字：关角。我曾经坐车经过格尔木，那是在后半夜，天寒地冻，我在站台上对着它轻轻地唤了一声，就急急地走了。而这些地方，熟悉的不熟悉的地名，都从萧根胜的书中见到了，而且是深深刻刻地感知到了。关角，在那孤寒的高原深处，更在萧根胜的心中。

    现在，“铁道兵”三个字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再过多少年，大家更不知道这个与艰苦、艰难、艰险、艰巨为伍，与偏远、偏僻、闭塞、危险为伴的铁军了。萧根胜不单单是要写自我，不是要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他写的是一个大集体，一个集团，表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展现的是他对这支队伍深沉的爱，对战友真挚的情。萧根胜是要以一部坚实的文字为“铁道兵”摇旗呐喊，树碑立传。

    我能感到老萧的紧迫感、责任感，一种冲动无时不在激涌着他，他成竹在胸，不吐不快，他几乎兴奋得不能自已，日夜兼程，呕心沥血，他豁出了性命。不管这块“石料”怎么样，反正最后是厚厚实实的弄出来，立上了。我能感到老萧合上最后一页的满足与快乐，疲累与痛苦，他高兴得难受得想哭啊！

    萧根胜的笔触，上到师长团长，下到普通士兵，几十个人物构筑起一支军队的整体形象，这个形象铁壁铜墙，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正义无私，团结向上，真正的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萧根胜以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干部不贪不占，以身作则，正直本真得几近憨傻，以致很多人都影响到自己后来的升迁、安置、分配。但对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却是那么认真负责，以热血和生命来担当。战士们更不用说，年轻气盛，白杨一棵，排一排壮威，单一个也播播迎风。无论条件，没有价钱可讲。关角的山头上，不少干部战士变成了一抔荒草萋萋的土，再不能走出那片高原，留下很多的遗憾，给自己、给家人、给战友，一颗泪珠，久久地打转在天地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才称其难能可贵。我想每一个当过铁道兵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每一个军人都会感到情真意切，而每一个没有进过这个队伍的读者，又会感慨万分。这是特殊文字记录的特殊群体，他们是平凡中的不平凡，普通中的非普通。

    这或许不算为小说作品，应该是作家真实的生活记录，或者说是纪实散文。说散文也散得随意，一忽小说笔法，一忽报告叙述，一忽大景大象，一忽小情小意。这在文学范畴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不论你用什么体裁，以什么手法，只要你写的内容让人喜欢、好看，抓人眼球就行。

    书中的大情大景写得山海呼啸，地动山摇，如隧道里的施工场面救援情景；小情小意同样见得风吹草动，细流淙淙，如当兵的过程、探亲的经历、找对象的故事、女人走进兵营的轰动等等。有些情节过目不忘，感人至深，如写自己日夜苦熬的长途车上毅然为他人让座、“千里走单骑”的军需物资的调拨、执行任务途中到战友家中的探访、车坏半途独走深山20公里的奇遇，还有一个个领导的故事、士兵的故事、家属的故事穿插在整部作品中，其中不乏对生命的思考、对军人的议论，从而让人感到部队大熔炉里灵魂与肉体的锤炼与熔铸。

    作家语言上也有特色，有些充满了朴实的乡土气息，很多民俗俚语运用得恰到好处，有些情景描写气象万千，日辉月耀。当然，不能说这就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好书，还是有某些不足，但它绝不会影响整个作品的品相。

    真的，《青海长云》值得一读，我的书架上，已经让它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萧根胜，河南郏县人，原铁道兵47团组织科干部， 《青海长云》获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