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映人生 和谐共存

    □ 余 康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反映的是湘西水边人民的生活，着力描绘的是湘西人民人情的美、品性的美、社会风俗的美、自然环境的美。作者笔下边城茶峒这个地方，是个诗意理想的小天地，这里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高尚纯真，可敬可爱。作者用近乎敬仰的态度来赞誉这里美的一切，一切的美。

    然而读了《边城》，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在三十年代的湘西真有这样一切皆美的所在吗？如果没有，那么作者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沈从文自己谈到，三十年代的湘西根本不存在边城茶峒这样美好的城镇或农村了。一九三四年，他从北京回湘西一趟，得到的印象是很坏的。他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所养成的一种唯利庸俗的人生观”。“‘近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的印象”。（《长河·题记》）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还要把边城写的那么美好，那么令人神往呢？

    对此，沈从文曾明确表示，他创作《边城》是为了表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边城·题记》），意在反衬目前的堕落。这个过去伟大处，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感情，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作者不动声色地铺开了边城茶峒地区的各色人等，渡口边的祖孙二人、顺顺一家、类乎佣人的杨马兵、屠户、商客……即使一带而过，也表现了一种“社会因子”的存在，展示给读者一个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他们自在状态的生活，那种诗意的桃源般的人际关系，如一个缩影象征了一个民族美好的过去。

    很显然，沈从文所醉心的理想人生形式、理想民族精神范式都是“湘西式”的，但他又明显地看到这种理想的日益瓦解和破败。都市社会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恶劣气息已经渗透到了湘西的各个角落，几百年来边地人民筑起的善良诚信的攻势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这对于一个具有浓郁诗人气质，时刻担忧民族前途却又无力掌握航向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居，对于沉落的都市人生与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他一直都有着很深刻的认识。“都市与乡村的不同颜色、声音、气味，‘绅士阶层’与‘抹布阶层’迥异的人生情状，结构成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的两极。作为这两极的内在联系线索，是沈从文从道德角度提出的人生价值估量”。在沈从文笔下，都市上流社会是一片人性扭曲的昏天黑地，处处表现为对“自然”的违反，现出社会的拙象与人的愚心。而乡村世界则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正是从湘西特定的历史土壤中，沈从文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连贯的思考，用一篇篇优美的文字从正面寄托着他的人生审美追求。为了一种情绪的既定方向，为了表现自己所崇尚的生命状态，也为了使有理性的读者“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使那里很寂寞的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有所关注，他创作了《边城》，连同其他一系列湘西题材小说一起，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虔诚地描绘它心目中久藏的乡村牧歌，编织一个类同于“长老统治”、“爱无等差”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但是这种理想图景是很难实现的，沈从文对此不甚了然。他一方面是个诗人、艺术家、专心专意醉心于写作，一方面又想担负起一点思想家的担子，企图对不良的社会现实和日趋瓦解的民族精神进行改造和重建，然而又力不从心。他是一个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的人，在内心深处，却又是一个孤独者，常常叹息着不为人理解。他身处苗汉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也依然无法理性地表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无法让别人清晰地洞察他的灵魂与内心。他只能借笔下流动的文字忧郁地唱着牧歌，以期给人、给自己假以心灵的慰藉，在幻想中建构这单纯美好的人生理想。在这一点上，朱光潜先生简洁而准确地道出了《边城》的这种情绪内涵，“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它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它的深刻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无疑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