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思尧
费尔干纳的夜,除了风声什么都没有。我坐在驻地的木桌前,听着窗户被风刮得哐哐作响。
驻地安在纳伦州一座安静的小镇上,我们住的是镇上唯一的小宾馆,刷着白漆的房间不大,通着电,有热水,靠窗摆着一张有些年头的木桌,刚好能摊开书本和图纸。这里从贾拉拉巴德往东一路抬升海拔,空气愈发清冽稀薄,抬眼望去,近处绿洲渐退、荒漠漫延,远处连绵雪峰静立天际。每日收工归来,我总坐在宾馆楼下的小院里,看夕阳把山脊晕染成一片金红。景致是极致的辽阔壮美,只是太过荒寂,方圆百里,连飞鸟都难得一见。
在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手机只能当闹钟的时候,这本从国内带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成了我唯一可以对话的东西。算起来,这是第三次翻开它。
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阳光暖暖地洒在书页上,只觉得迟子建写的驯鹿、希楞柱、萨满的舞蹈像一幅褪色的风俗画,和我的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第二次是在青藏高原,高原反应最凶的那几天,头晕、胸闷、整夜睡不着,索性裹着被子坐在床头翻书。有些句子开始往心里钻,但终究还隔着一层薄薄的距离,我看到的只是别人的人生。直到站在费尔干纳的山脊上,被这里的风、这里的山、这里的孤独包裹住,这本书才真正和我发生了血肉关联。
这条经由吐尔尕特向西连接中亚的铁路,穿越多条纵深山脉,跨越十大一级地貌单元。三座长度超过十公里的特长隧道,全部具备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的“四高”特征。这些冰冷的数字和结论,后来都写进了厚厚的工程地质报告,但报告不会告诉你,每一个数据背后,是我们在陡坡上、碎石间、风雪里,一寸一寸把山体摸清楚的日子。
有一天我在陡坡上做岩层产状调查。费尔干纳山脉的风大得邪乎,风灌进来被两侧山体挤压加速,吹在脸上像拿砂纸打磨。我根本站不住,只能趴在山坡上,把罗盘紧紧贴住岩层层面读数。风灌进耳朵,灌进领口,灌进每一个能钻进去的缝隙。就在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那一刻,一句话忽然从记忆里跳出来。
书里那位鄂温克老奶奶说,风是神的呼吸,“有时温柔,有时暴烈。但无论如何,人不能和风较劲,只能顺着它,适应它,和它一起活着。”
那个下午,趴在海拔三千米的山坡上想起这段话,我有点想笑。笑自己读了这么多年,却是在离家万里之外的另一片高原上、被另一阵风吹得趴在地上的狼狈时刻,才把一句读过不止一遍的话真正听懂了。所谓读懂一本书,大概不是认得每一个字,而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被书里的句子迎面撞上,然后在心里轻轻说一声:原来你在这里等我。
书里有个细节,读过就忘不掉。鄂温克人砍树做桦皮船,砍之前要跪在树跟前说:“我不是想杀你,我是需要你。”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碎石坡上追索断层露头,地质锤砸下去,岩石应声裂开。我蹲下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些紧密排列的矿物颗粒,那一刻忽然想起那句话,忽然理解了那种心情。这块石头在这里躺了亿万年,被岩浆淬炼,被冰川研磨,被大地深处的力量挤压、折叠、撕裂。它不是在等我,但我确实需要从它身上读懂山体的来龙去脉。我们和鄂温克人用的语言不同,他们用神话,我们用构造地质学,但面对大地时的基本心情是相通的。不是征服,是倾听,是沟通,是找到和它和平共处的方式。
追一条断层线的时候,资料上有它的位置,但那只是区域调查的精度。到了现场,它可能往左偏五十米,也可能往右偏两百米。差之毫厘,隧道的走向和支护方案就完全不同。我们沿着山脊走了整个下午,反复对照地层产状和构造迹象,终于在傍晚找到了那个确切露头。组长蹲下来,一边用铅笔在本子上画素描,一边用满是老茧的手指点着那个露头,慢悠悠地说:“断层线差一米,隧道的命就差一公里。”说这话时,夕阳正好打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那天回驻地翻书,正好读到鄂温克人围坐篝火那段。老酋长往火里添柴:“有火在,就有家在。”费尔干纳没有篝火,但有灯,有围坐在一起整理记录的队友。老姬每天准点视频给家里报平安,信号差了就站在院子里举着手机转圈圈,一遍遍拨;小马第一次出国,对什么都好奇,拉着本地司机学吉尔吉斯语,半个月下来,说得最溜的只有“谢谢”和“你好”。我们聊家乡,聊爹妈,聊从小吃到大的那碗面,聊跑遍了世界却忘不掉的东西。这和围坐篝火是一样的,只是形式变了,里头的东西没变。
书翻到后记,是离开前一天晚上。作家说完成这本书时心中充满“安恬”——“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必须向大地深处扎根,才能枝叶繁茂。”我想,地质人和作家做的大概是同一件事:都从大地深处开始,只不过她用文字,我们用图纸和报告,说到底都在替大地说话。
第二天再去那个山脊,风还在吹,和第一天一模一样。如果鄂温克老奶奶说得对,风是神的呼吸,那这阵风从额尔古纳河右岸一路吹到费尔干纳山口,吹过了鄂温克人的驯鹿群,吹过了地质人的罗盘,吹过了所有迁徙、告别和重逢。而我只是其中之一,在这海拔三千米的山脊上,替那些将要坐着火车穿越天山的人,提前听了听风的声音。
作者单位:铁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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