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美援朝经历

    □ 张丽蓉

    我于1951年2月15日参军，1952年10月，我们部队从丹东乘坐铁路运货的大篷车向朝鲜进发。在车厢中间，用被单隔开，男女各住一边。过了鸭绿江桥后，火车进入朝鲜新义州。按照防空要求，部队在抵达后，迅速下车按照小分队分开行军。虽然天黑，但借着美军飞机扔下的照明弹和探照灯的光亮，能看见山间小路。有时，前面带路的同志打开手电筒照明，也能踩出一条草路，我们后面的摸黑跟着走。

    朝鲜战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一天24小时都有飞机狂轰滥炸。

    刚到朝鲜的时候，我们很紧张。一听到防空枪打响，我们就躲在壕沟里，或者在大石头后面隐蔽起来。后来因为防空枪响得太频繁，而且也躲不过来，再经历这种场面就不怕了。而且还经常看美军的飞机和我们（前苏联和中国）的喷气式飞机空战的情景。

    在铁道兵七师电台工作不久，我和杨婉秋被调到郭维城首长领导的541部抢修指挥所司令部无线电台任报务员。

    541司令部的指挥中心设在一个大山的天然石洞里（其中部分用挖掘机扩大隔开成小间）。我们无线电台、电话班的接线机，还有朝鲜人民军的通信排也在山洞里办公。郭司令员在一个大间里办公。我因年小幼稚，常在洞外高唱，有一次郭司令员听到我唱歌，像长辈一样拍着我的头说：“小鬼，唱得不错，到文工团去吧。”我就又从司令部电台调到政治部文化处乐队任独唱演员。

    抗美援朝胜利了，铁二师文工队到541司令部机关慰问演出。我和刘慧美代表我们乐队出了节目。同二师文工队联合演出，刘慧美跳新疆舞，我唱了《高高太子山》《纺棉花》《新疆好》3首歌曲，很受广大指战员欢迎，而且返场多次。二师文工队长孙华、指导员张魁生对文化处领导说：“这个孩子很好，给我们吧。”演出结束后，我就和刘慧美随演出队的同志们一起来到了铁二师文工队驻地长上里。

    二师的居住条件比我们指挥部差，朝鲜老乡和我们住隔壁屋，炕是连着的，中间只隔着一个窗户大小的推拉门，打个呼噜都听得见，地下做饭的烟囱从炕里走，而且一进门就要脱鞋。这个房子，连放个蜡烛的地方都没有。点个蜡烛，也只能用铁碗底朝上当烛台，放在地（炕）上。由于睡地铺，老乡做饭烧火，土炕很热，怕熏坏了嗓子。文化队的同志用几个装过电线的旧木箱，给我搭成了床铺，安顿好之后，整修了1天，又开始正常排练节目。我除了练习一些独唱歌曲外，还参加了小合唱和一些折子戏如黄梅戏《打猪草》的排练和演出。当时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号召演员要做到“一专三会八能”，我还参加了新疆舞“祖国怀抱”的排练和演出。

    1954年8月30日，部队接到回国命令。房东阿玛妮好像也发觉我们要走的征兆，老太太可能因为我年纪小，帮我洗了被褥。在离开长上里的前几天，我沿着山间小路，向长上里的山山水水告别，再见了，美丽的长上里。

    回国时，我们还是乘坐铁路运货的篷车。过了鸭绿江到丹东后，车门打开了，车站的军运代表同志早已给我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车站的显眼处，都有大幅的标语——欢迎最可爱的人回国，还有锣鼓队和广播播放的歌曲。我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们的列车一直往南开，沿途车站都有欢迎标语。坐了3天多的火车，到广西黎塘车站，这个站是中转站。我们铁二师由这里转车到玉林，兵部机关由这里去了贵县。我抗美援朝的经历就此告一段落。

    1957年，在铁道兵政治部直属工作部登记后，我和胡俊成结了婚。现在我们四世同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离退休职工管理中心